自萧统以后，陶渊明就成了颇受历代文人关注的一位诗人。钟嵘评价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颜延之称其为“南岳之幽居者”，沈约的《宋书.隐逸传》也将他排在其中。陶渊明在其时代开创了田园诗风，成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千百年来，文人们提及陶渊明，首先是赞叹他高尚的情操，倾慕他出世的精神。囿于前贤之见，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陶渊明就是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高人。
但近代以来，鲁迅先生曾指出这种看法的片面性：“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当然连诗文也没有……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陶渊明诗歌中不仅仅是表现田园生活的闲适自得，也有着“金刚怒目”式的政治抱负与志向。
陶渊明的一生，29岁起仕途为官，至54岁终归乡里。期间历经几仕几隐。
早年安逸的书斋生活
在早年，陶渊明以读书闲居生活为主。他在《五柳先生传》对自己的描述为：“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自幼“爱读书”的陶渊明不可能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道中落，《自祭文》中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又在《饮酒》十六中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见他对儒家经典有浓厚兴趣，从儒家人格中汲取了济世弘道的品格。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这自然与陶渊明早期的思想是契合的。故而他在《杂诗》其五中表现自己的激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其八中他又坦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些诗句都蕴含了陶渊明早期的理想抱负，说明他是一位有着浓烈出仕思想的诗人。
出仕生涯，沉浮不定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29岁的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拉开了他一生中十三年仕宦的序幕。他在《饮酒》十九中说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读山海经》其九中写道：“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读山海经》其十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由此可见，陶渊明拥有远大的志向，从他的《命子》诗中来来看，其祖上的辉煌使他向往并愿致力光复。但他这次仕途经历并不顺利，未能让他一展宏图。
但他并未因为此次仕途不顺而放弃自己的远大志向。隆安三年（399年），陶渊明再次出仕，到了桓玄幕府。当时在桓玄幕府供职的大致有两类人：一是为桓玄出谋划策，以助其成就霸业的亲近高级幕僚；二是专司日常事务，奔走效命的一般官员，他们难得参与核心机密，对桓玄“外托勤王，实欲观衅而进”的阴谋一无所知，地位较低。而陶渊明正是属于后一种。地位低微与陶渊明的雄大抱负形成了落差感，在奔波劳碌中陶渊明渐渐对仕途失去了年少时的激情。
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中诗人写道：“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以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困顿羁旅之情备生，不复先前的豪情壮志。
次年，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人写道：“问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读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里看出陶渊明归隐的心思更显浓重。但其实并不是他向往归隐，而是他再次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深知自己的理想抱负难以在乱世中实现，“但恨殊世，邈不可追”，在401年冬辞去桓玄官职，开始第二次隐居生活。
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但同时他是个矛盾的诗人，在“任仕”途中看到黑暗的社会深感对时局的失望而选择归隐，但归隐后他的一腔热血又并未完全被泯灭。在他隐居期间，桓玄篡位改国号为楚，元兴三年（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三月攻入建康，桓玄败逃，战火烧到了陶渊明的草庐边上，陶渊明再也无法安心隐居，又踏上了再仕之旅，进入刘裕麾下。
对陶渊明而言，这次出仕刘裕与上次出仕桓玄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一面。陶渊明对刘裕重振朝纲是抱有希望的，正如他出仕桓玄是想有一番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出仕桓玄是抱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而此次出任刘裕则是挽救故国家园，心情有所不同。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到：“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可见诗人参军上任并未多久，仕隐矛盾又出现对立了。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说自己从小就不想入仕，可是如果机会到来与自己蓦然相会，那么也不妨拨转车架游憩于仕途之中。他于是放下平时所驻之仗，准备早行之装暂时离开田园就任镇军参军去了”，表达了他一心处两端的情怀。可实际上，陶渊明不堪忍受官场的腐败现象，但又无力改变，不愿同流合污，在仕隐两端徘徊纠结，在无法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情况下，他才抽身了离开刘裕。这种政治情结并非如他自己所说，从小不愿入仕，陶渊明性格中自然有宁静闲适的一面，但他的仕途之心也从未陨落。
《宋书.陶潜传》记载：“复为镇军建威参军。”由此可知陶渊明在辞去刘裕之职后并未归隐，仍在继续探寻实现政治抱负之路，并转到建威将军的幕府做了参军。他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中写到：“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此诗从表面上看是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但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出仕以来未有任何建树感到悲观，仕途失意，官场争斗使得他只好把心思转向单纯美好的田园生活上来，而这实是诗人对自己未能实现理想抱负的烦闷心情的消遣。任镇军参军不久，因为刘敬轩“自表解职”，陶渊明也随即离职。从此结束了三次军旅仕宦生涯。
仕而未得，转而归隐
陶渊明在仕途与隐居中徘徊，但终究是毫无建树，诗人的一腔热血也在官场中渐渐磨灭，并非诗人不愿付出努力，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让诗人感到彷徨与失望。他并不是一个对政治冷漠的人，相反，他非常关心政治，在诗歌中很多也表现出他追求政治，热衷功名的地方。而桓玄、刘裕、刘敬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投入他们门下，才有可能一展宏图，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隐中有仕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教育与浸染的知识分子，要想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太济苍生，安邦定国的宏图大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出仕。陶渊明热情地关注着国家命运，社会前途，这也就是为何他屡次归隐之后又再次出仕的缘由，试问，如若他真无意仕途，他又怎会熟知政局，并根据政局为自己规划好为官之路呢？但陶渊明在仕途中最终仍是没有建树。“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可见诗人深为痛责愧疚，“终晓不能静”体现了诗人久未平息的抱负之志，田园平静的生活只能解一时的苦闷，但仕途中累积的烦恼和苦顿却是持久的。
陶渊明自而立之年后，便“猛志逸四海”，直至老年，仍然是“猛志固常在”，为了追寻这个“猛志”，他上下求索，羁旅劳顿，几经波折，终因与时局不谋，不愿与污秽的官场同流而决意离开，由此才将生活的重心转向田园。但在田园生活期间，诗人仍然留心政治，关注现实，从他的《咏荆轲》、《读（山海经）》等作可窥见他晚年的不平之志，理想之光不时闪耀于字里行间。
由此，我们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他的“隐逸”并非真如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超乎尘外，他只是一个关心国家政治，有着自己伟大抱负的的诗人。正如龚自珍所言：“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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